頗有驕傲感的施雅風由衷贊嘆：冰川事業(yè)真是一項豪邁的事業(yè)，是勇敢者的事業(yè)啊!這句話后來成為一句名言，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冰川學界后來人的座右銘。
希夏邦馬峰北坡現(xiàn)代冰川發(fā)育，主冰川名為野康加勒冰川，這個山谷冰川長度為13.5公里。施雅風帶領冰川所的幾位年輕人，攀登到6200米高度，第一次領略到低緯度極高山的氣候與冰川特征。每天進行冰川測圖，觀察冰結(jié)構(gòu)、冰溫度、冰川形成條件、冰塔林發(fā)育和消融形態(tài)，對于希峰地區(qū)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討。這些基礎資料為30年后屬于國際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據(jù)———30年后，施雅風培養(yǎng)的博士姚檀棟，在希峰7000米處的達索普冰川，鉆取了三根分別長達160米的冰巖芯，冰芯底部已達70萬年。在高分辨率恢復古環(huán)境氣候方面，冰芯研究獨具優(yōu)勢。
1966年，施雅風和劉東生再度聯(lián)手，組織了珠峰考察。珠峰考察完畢后，他剛回到蘭州，成昆鐵路突遇泥石流。鐵路重新選線的重任便落在了施雅風的肩上。那段線路在安定河一帶。線路有上、中、下三條選線，上線有泥石流，下線有老百姓的莊稼地。為了避開泥石流，又能保護老百姓的農(nóng)田，施雅風選擇了中線。當人們一次次穿行在成昆線上，又有幾人知道施雅風為此付出如許的心血呢？
選線工作剛一結(jié)束，施雅風被急電召回蘭州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暴把他卷進牛棚，作為冰川凍土所的業(yè)務領導他被殘酷地批斗。他的學生———冰川凍土科學家謝自楚也被揪了回來，打成保施雅風的反革命集團頭目。
施雅風1947年入黨的地下共產(chǎn)黨員的身份，被說成是國民黨特務，后來又升級為“現(xiàn)行反革命”。他以往的科學研究被全盤否定了，成為一個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無產(chǎn)階級專政的“三反分子”。施雅風難抑悲憤、難耐凌辱。在1968年一個夏日的午后，施雅風沿著黃河堤岸走上黃河大橋，他滿懷悲憤縱身躍入養(yǎng)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的激流之中……
對于一個不應該死，必須要活下去的兒子，黃河是不能接納他的。命運再一次把他推向河心的沙洲，讓他沐浴在夏日的驕陽之下。那一刻，他清醒了，他望著滔滔的黃河東流之水，曾經(jīng)的一切痛苦都隨波而去了，一個念頭在他心中驟然升起：干嗎要死！冰川凍土的大事業(yè)才剛剛開頭，我必須勇敢地走向明天。從此，他以再生之軀全身心投入于青藏高原和中國的科學事業(yè)中。他從此了無牽掛，義無反顧。
那一刻，追蹤而來的人群急切地要下水解救他。他卻朗聲阻止：“這兒水大，不要過來，我回去了，我要活下去�！边@是對現(xiàn)實和未來的一聲吶喊！
中國的冰川、凍土難題需要施雅風解決，國際上的冰川、凍土也需要施雅風解決。
盤桓在喀喇昆侖西南側(cè)巴基斯坦境內(nèi)的巴托拉冰川，是一條長達59公里的積極活動的冰川，為全世界中緯度地區(qū)長度超過50公里的八大冰川之一。1973年春夏之交，冰川洪水暴發(fā)，接連沖毀了中國和巴基斯坦喀喇昆侖公路一路段和兩座橋，通車受阻，中巴雙方深為焦慮：原址修復，恐此類事端再次發(fā)生；公路改道，無疑耗資巨大。為科學決策，中巴議定由中方派出冰川考察組進行可行性研究，預報今后數(shù)十年間該冰川的進退變化和冰川融水通道的可能變化，以確定是否必須改道。這項具有經(jīng)濟、政治、學術三重意義的國際性任務歷史地選擇了施雅風。由外交部、外貿(mào)部和中科院幾家部委聯(lián)合決定，讓施雅風親赴國外處理此事。1974年4月，施雅風率領王文穎、張祥松、蔡祥興等一個專家組前往巴托拉冰川進行實地考察。
在異國他鄉(xiāng)的帳篷里，一張小板凳，一個石頭墊起的木箱作書桌，就是施雅風的工作環(huán)境�！罢嬲瞧錁啡谌�，”現(xiàn)在已身為中科院資深院士的施雅風每想起那段日子，仍然神往不已。他說，在巴基斯坦那兩年，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，不做領導，不搞行政，遠離運動和文山會海，只是一門心思鉆研業(yè)務。巴托拉冰川神秘莫測、性格多變，它是在前進呢還是在后退？大家意見不一。那好，去現(xiàn)場。大家在冰川旁駐扎下來，晝夜觀察測量。結(jié)果出來了，是在前進。那么它還要前進多久多遠呢？年已55歲的施雅風專注于業(yè)務的時候，自感腦子好用，點子也多。調(diào)動當時所具備的一切經(jīng)驗和技術手段，并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和使用了冰川末端運動速度遞減法、波動冰量平衡法�？偠灾瑸闀r兩年的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復雜的計算之后，專家小組預言巴托拉冰川近年來將會繼續(xù)前進，但它的極限前進值僅為180米，最終將在距中巴公路300米處停止前進。冰川前進年限從1975年算起為16年，其后將轉(zhuǎn)入退縮階段，這一退縮將延續(xù)到2030年以后。也就是說，公路無需改道，只需加大橋梁孔徑即可。這一安全、經(jīng)濟的修復方案為中巴雙方所接受。1978年，這條連接中巴兩國的友誼之路恢復通行。1980年和1994年，冰川地理學家李占均和張祥松等人兩次前往巴托拉冰川驗證復核，證實冰川的進退、冰面的增減、冰川的運動速度和消融的有關數(shù)據(jù)，都與當年的預報基本一致。只有一點略有出入：隨著80年代以來的全球氣候轉(zhuǎn)暖，巴托拉冰川消融增加，尚未前進到180米就提前退縮了。
這一成功預報，中巴兩國都表示了相當?shù)臐M意。連美國著名冰川學家邁爾教授也稱贊說，中國冰川學者沒有利用計算機等先進設備，而能作出如此精確的冰川預報，是非常出色的成就。
這時，施雅風的科研成果，已被世界所注目。60年代初，為青藏公路———青藏鐵路的建設，施雅風倡導了凍土研究；應西藏之請，為解決川藏公路冰川泥石流災害問題，施雅風倡導了泥石流山地災害研究，并最早在成昆鐵路建設中得以應用；而70年代中期受國家委派，前往巴基斯坦中巴公路解決巴托拉冰川問題，則成為冰川學在應用領域中的典范，被視為中國冰川學發(fā)展的一個里程碑。
1978年，由于國力所限，施雅風所時刻關注的青藏鐵路還是下馬了。這時跟隨施雅風多年從事凍土科學研究的周幼吾，感到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，于是也調(diào)回了北京工作。那時，周幼吾的思想斗爭十分激烈：1960年，正處青春年華，天真爛漫之際，為了祖國的凍土科學，她從北京走向了大西北。近20年后，她又回到了當年出發(fā)的地方———北京，功未成，名未就，她想，她的事業(yè)真的會被荒原雪山隔斷了塵緣嗎？
后來，方毅同志出任中科院院長。方毅對施雅風口口聲聲稱“施老”，問他對祖國的科學事業(yè)有什么建議？施雅風笑著說：“方院長，你比我年長幾歲，我何敢稱‘老’呵！要問我有何建議？我只有一條建議，那就是祖國要開發(fā)大西北，少不了發(fā)展冰川凍土科學。我建議中科院要加強對冰川凍土的科研工作。”不久，中科院決定，任命施雅風為冰川凍土所所長。入主冰川凍土所之后，施雅風又從北京將周幼吾要回蘭州。這時，周幼吾不僅工作進了北京，而且戶口也進了北京。很多人都勸周幼吾不要去大西北了，但周幼吾卻說：“施雅風老師在那里能生活、戰(zhàn)斗，我也能去那里繼續(xù)生活戰(zhàn)斗。”周功吾重返大西北后沒有辜負施雅風的期望，她出任中科院蘭州分院冰川凍土所副所長，主持凍土的科研工作。她在凍土研究上干了兩件實事，其一，將凍土重點實驗室的科研經(jīng)費，列入國家的科研計劃；其二，建立了格爾木凍土觀測站，為青藏鐵路的上馬奠定了凍土科研基礎。
19世紀一位西方地質(zhì)學家在他的中國之行后得出一個結(jié)論：中國學者喜歡在窗明幾凈的書齋中吟詩作畫，不喜歡跋山涉水到野外觀察大自然，若干年后其他科學領域可發(fā)展，唯有地質(zhì)學不可能有多大進展。施雅風看到這番話后說：“這話說得好，給我們敲響了警鐘�！彼嬲]從事冰川凍土的同志，一定從這句話中，去汲取力量，找到自身的差距。于是，從事冰川凍土研究的同志，以大自然為實驗室，就成為他們研究青藏高原的座右銘。
冰川凍土事業(yè)是豪邁的事業(yè)，是勇敢者的事業(yè)。幾十年來，施雅風豪邁地、勇敢地帶領冰川凍土科學工作者，在一條極其艱辛，危險而又光榮的道路上跋涉；他們?yōu)榍f條冰川，無數(shù)塊凍土進行了編類和統(tǒng)計，并撰寫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和著作，逐步豐富和完善了我國冰川凍土的研究工作。他們爬過的每一座雪峰，研究的每一個冰川，都包含著探險家才能享有的危險經(jīng)歷和勝利后的無限歡欣。他們行進在冰天雪地中，沒有人煙，咬幾口硬饅頭，權(quán)當充饑；喝幾口雪水，聊以解渴。高山環(huán)境、氣候變化無常，一會兒烈日如火，打赤膊還嫌熱；一會兒云遮霧罩，幾十米內(nèi)分辨不出方向；有時狂風呼嘯，雪雨交加，使人難以立足。施雅風曾被河水沖倒，渾身濕透。有一次，為了尋找第四紀冰川遺址，在攀登希夏邦馬峰時，他從冰坡上滑墜，摔傷了腰，未等痊愈，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五
1999年3月，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項目年會在京舉行。來自北京、南京、蘭州等地中科院各有關研究所和蘭州大學等各高校的28個專題負責人以及各路諸侯齊聚北京。3月21日這一天，會場上的熱烈氣氛中似乎隱約著莫名其妙的喜慶，待人們邁向餐廳之時，看到每張餐桌上都擺放著生日蛋糕。作為施雅風，并不知道，這是為他安排的80華誕宴會。
當施雅風在另外兩位院士的陪同下步入餐廳時，全場起立鼓掌致意。人們向他獻上一束怒放的鮮花，萬千的敬意和愛戴之情盡在經(jīng)久不息的掌聲中。
此刻，這位滿頭華發(fā)的老人慈祥和藹地微笑著，以他慣常的神態(tài)。那雙凝視了中國的冰峰雪嶺已近半個世紀的眼睛，此刻流溢的溫熱足以融冰化雪……
此刻，這位老人就坐在我的面前，他的年齡比80華誕時又長了7歲。也許是因為洞悉了人生和自然，他那眼神里閃爍著智慧的光輝。我問他：“你能否對青藏鐵路的凍土科研作出客觀的評價？”先生微微一笑：“長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追前人，現(xiàn)在在青藏鐵路上從事凍土科研的同志，比我當年干得更為出色，干得也非常成功。我對青藏鐵路的貢獻和年輕的同志比起來，算不得什么，那已經(jīng)屬于遠去的昨日了�！�
事實上，這位開創(chuàng)了中國冰川、凍土學的“中國現(xiàn)代冰川凍土之父”，這位推動了青藏研究事業(yè)進展的靈魂人物，這位曾主持過珠穆朗瑪、希夏邦馬等一系列青藏科學考察，走過南極北極，又曾以75歲高齡登臨貢嘎山視察海洋性冰川的老一代科學家，這位不僅使中國的冰川凍土研究，也使中國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研究走向國際學術舞臺的科學帶頭人，不就是青藏高原的“科學昆侖”嗎？他博大深沉，俯仰天地。他是具有戰(zhàn)略眼光的科學大師。他關于開創(chuàng)冰川凍土科學的構(gòu)想，可以形象地稱之為“放長線釣大魚”的戰(zhàn)略之舉。沒有他的開創(chuàng)性的科研工作，青藏鐵路可能還會在漫長的凍土的黑夜中徘徊，青藏鐵路的起步可能還要晚些時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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