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谷漢簡
摘自《文化天水》
1971年12月，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(zhèn)劉家
漢墓出土了23枚漢簡(圖1)。簡長23.5厘米，寬2.5厘米，厚0.4厘米，多系松木制作。每枚正面用隸書分三段抄寫，背面編有“弟(‘弟’通‘第’)一”、“弟五”、“弟二十三”等字樣。
這批漢簡，根據同墓出土陶罐上朱書“劉氏之泉”、“劉氏之冢”記載，視此為東漢末劉姓墓隨葬。簡文內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(fā)給所屬縣、鄉(xiāng)的詔書、律令及敕命文書。第一至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(劉志)延熹二年(159年)，宗正府卿劉柜關于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。劉秀為了加強劉姓政權，將天下劉姓擢升為皇親宗室，并給予了很多特權，但到了東漢后期，特別是黃巾起義前后幾十年，地方豪強急劇發(fā)展壯大，極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權力統(tǒng)治。劉姓宗室如簡文所云“自訟為鄉(xiāng)縣所侵、不行復除”，“言郡被書不奉行”，“州郡奉行，或悉承章”，因為“施行繆錯”，故“令人恩偏鬲”。正如《后漢書》順桓二帝詔令所云：“詔書連下，分明懇惻，而在所玩習”，“疑郡縣用心怠情，恩澤不宜”，所謂“害及元元”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(劉)治與漢陽太守(劉)濟，逐級下移“屬縣令長”優(yōu)復宗室的詔書。史載，東漢時期，涼州刺史部有漢陽郡，郡治冀縣(今甘谷)。
這批漢簡，簡文墨書，出自一人之手。先編后寫，索繩二編，留有空當，整齊劃一，分為三段，隸書抄寫，一枚兩行，每枚60余字，第五枚多達74字。字體為規(guī)范漢隸，行筆筆畫由圓轉變成方折，并演繹出駿發(fā)之波磔，結體由堅長變成橫闊，產生俯仰之勢，但又獨具風格。在用筆上，改變了秦篆勻速圓轉的線條，行筆有遲速緩急之變化，左磔右波，輕重頓挫，起筆藏鋒逆入，形成蠶頭，收筆藏露兼之，托出獨特的燕尾或掠腳，形成厚重而飛動，端莊而靈巧的筆勢。如其中“元”字，末筆筆畫在豎彎處，就余力向右順勢鋪毫，展出一個很長的捺畫，姿婉態(tài)妙，勢剛力柔，藏頭護尾，興味綿長。捺畫的夸張，既是意興，又是匠心，這是甘谷漢簡用筆上的一大特征；在結構上，一改秦篆豎長之形，將舒展、勁健、質樸的點畫組成扁橫結構，給人以寬綽開闊、嚴謹豪放的美感。同時，以向背、俯仰、起伏、聚散、剞正、方圓、爭讓、動靜等矛盾雙方相互變化，互為依存，給人以和諧、自然、統(tǒng)一、平衡的韻律感。在章法上，每枚書寫兩行，縱貫行氣，橫畫齊平，每行各有氣勢，相互照應，右行字形小處，左行字形即大；此行生波磔橫書，彼行發(fā)豎筆直下，錯落參差，極露靈性，真乃布白比漢印、章法啟行草，其風采神韻為其它簡牘少見。
甘谷漢簡的書法風格，因其已臨隸書形成的東漢晚期，內容為漢桓帝頒布天下的“詔書律令”，章法規(guī)整，既別于《居延漢簡》的篆意，又別于《敦煌漢簡》的率意，更別于《武威漢簡》的章草味，是東漢隸書的典型范本，與《曹全碑》(東漢中平二年，即185年)《張遷碑》相近，兩者結體扁平勻稱、規(guī)矩整齊、用筆以圓筆為主、清麗流暢、逸致翩翩的特點，但樸實雄健、端莊遒勁之趣卻同比其晚10年的《史晨碑》(東漢建寧二年，即169年)相似，而筆勢放縱、不受拘束、姿態(tài)橫溢、有意夸張撇捺的特點，幾乎同于晚其5年的《孔宙碑》(東漢延熹七年，即164年)。這足以說明，東漢碑刻隸書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簡書的營養(yǎng)(圖2)。
(蔣曉牛 武曉寧 文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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